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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农民为何愿意放弃土地 退地是否有风险?

发布时间:2016-09-27 关键词: 中国青年报 小岗村 安徽省 hellip 农业生产

1978年冬,安徽省小岗村18位农民“贴上身家性命”,在“大包干”的契约上摁下鲜红的指印,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

部分农民为何愿意放弃土地

在小岗村“大包干”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,是我国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。

37年多过去,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,大量农民及其子女外出打工,人们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,以家庭为单位而分割出的一片片农村土地上,发生了不同的故事:有的被精心耕种,生长着粮食和希望;有的被撂荒,生长着杂草和遗憾;有的被“流转”,其他人前来集中经营,同样的面积往往产生出更高的效益……

承包地是“保命牌”,还是“鸡肋”?对此,不同人有不同的判断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确有一部分农民强烈希望能有偿“退地”。

他们愿意“退地”,主要是因为是在小片的土地上务农的效益无法令自己满意。

梁平县礼让镇川西村9组现年61岁的村民蒲昌友便持有这种观点,他是该组第二批“退地”的8户人家之一。

蒲家共有8.1亩田地,“辛辛苦苦种一年,赚不到5000元,却累得要死”。尽管蒲昌友曾是当地的农业技术员,精于农耕,但他却坚持认为,用传统农业的方式种地“实在太划不来,没有意思”。

以耕种1亩田水稻为例,他详细算了一笔账。

种1亩田的开支如下:1.犁田,年纪大了不可能自己去犁田,除餐饮、香烟外,人工费得100多元;2.插秧,人工得100多元,如果稻田满足机插条件,约60元;3.肥料,100多元;4.种子,七八十元;5.农药,根据当年的雨水、病虫害的严重程度而有所浮动,但为了控制稻瘟病,至少打3次,自己打大约三四十元,雇人打得六七十元;6.收割,以今年的行情计算,大田、整田大约60元,小田、异形田得七八十元。

种1亩田的收入又如何呢?水稻每亩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,这两年稻谷售价都没超过1.3元/斤。

“折算下来,扣除成本,即使不扣除自己的人工费用,每亩实际的收益也只有600元左右。”蒲昌友说。

除了种植业,是否可以开展养殖?

川西村农民曾有养猪的传统,但如今,整个川西村9组,只有贫困户郑因菊一户在养猪,其他农户都是买肉吃。

“养猪专业户养得多才能赚钱,一般家庭养三五头猪,能不亏本就谢天谢地了。”蒲昌友说,“按照传统的养殖方法,平均1个月能长20斤就 顶了天 。因为生长周期长,将各种粮食算进去,加上买猪仔的价格,基本是亏钱;如果没做好消毒防疫,猪生病甚至死亡,更是必亏无疑。所以大家都不养猪。”

其他家禽也极少喂养,“养鸡主要是为了给自家孩子过年时一家送一只,毕竟自己养的,吃了放心,”此外,不会多养,“因为不划算”。

“总之,按照传统的方式,小规模的种植、养殖,不赚钱,只能保证自己有饭吃,解决温饱。”蒲昌友总结说。

蒲昌友家的情况是让他决意退出承包地的另一个因素。“如今,我年纪大了,身体差了,做不了(繁重的农活)了。”他有一儿一女,儿子在重庆主城开车,女儿在梁平县城开婚庆公司,两人从来不曾务农,“不愿种地,也不会种地,将来也不可能回来种地”。

蒲昌友并不担心退出承包土地之后的风险。首先,自己当过兵,有补助;加之购买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,老伴儿也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,“这些补助加上 退出 承包地的8万元的一次性补助,老两口的生活基本就够了,”他说,“退地之后,我就离开这片田地了,去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。”

同组60岁的冯辉禄比蒲昌友更加迫切地希望能尽早退地,“辛辛苦苦种一年的田,不如出去打一个月的工”。

“我已经20年没有种田了。”冯辉禄曾经在湖北从事酿酒约20年,因为年龄大了,腰疼,没法继续酿,转而去深圳做保安,每月能有两三千元收入。“打工比种田轻松、收入还高。”他的妻子也在厂里打工,每月2500元,“晚上在家加班,每月还能有1500元的收入”。

在他看来,自家的承包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价值。“我出门去打工,如果请人在老家替我种田,不仅没多大的收益,打工回来后,还得请他吃饭道谢。算经济账,并不划算。”冯辉禄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“以前需要交农业税的年代,我宁愿用打工的收入来交农业税,也不愿意种田。现在不缴农业税,更不愿种了。”

“早些年我就在想,如果有人来买这些田地的经营权就好了。”冯同样表示“退地”后自己并没有太多后顾之忧。他的大儿子在厦门,最初为别人打工,后来自己开公司,经营办公用具;小儿子在广东中山打工,进修大学文凭后,目前在做别墅装修设计。“他们已经不可能来种地了。”冯辉禄说。

承包土地时,需要将优劣、远近的田地进行搭配,导致绝大多数家庭的田地都四下散落、并不连片。10多年前,机器开始进入这片村落,使用起来却不方便。而今,当地人都意识到“必须将土地集中起来,进行必要的整饬,并大量使用机械和现代技术,务农才谈得上收益”。

2014年,一名老板来到川西村9组,希望流转土地,养鱼、种藕、种植稻谷,为老百姓每亩每年补偿600斤稻谷。村民争先恐后地把田地交给他,“不愿意自己做”。

基层干部对现状也有清醒的认识。“镇里仍在种田的人,几乎都在50岁以上,”礼让镇一名基层干部说,上世纪70年代的农民,留在家乡从事农业的最多占10%~20%。而出生在农村的80后、90后根本不种地,也不会种地,“从学校一毕业就外出打工去了,脑袋里基本上没有 种地 这个选项。”

“对于部分农民而言,土地已经不再是他的 命根子 ,或者说,不再是他唯一的 命根子 ——他还有其他的 命根子 。”他说,对于这些人来说,土地只是万不得已之后的一条后路,“或者说,一条拐杖。”

“其实,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事,我们可以试着给他们其他的拐杖——比如,换成社保。”这名基层干部说。

屏锦镇的一名基层干部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。“在家种地的,几乎全是老人。”他说,种地的70后屈指可数,80后,没见到种田的;90后,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种田。

这名基层干部认为,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才是发展方向,“用50~200亩的规模来务农,是最合适的。如果一个家庭仅仅耕种几亩田地,的确不是很划算。”

表面上看,为农户做出补偿会增加大户的成本,但是,因为政府会对规模经营者给予补贴,如果实行轮种还有额外的补助,使用机器插秧又另有补助,规模种植和零散种植之间也有价差,还有直补到户的经费,“将各种补助加起来,大体能抵消流转土地的成本。”他说,“在这样的情况下,规模化经营农业还是有钱可赚的。科学得当、讲究技术、精心经营,有可能得到和外出务工相当的收入。”

那么,农民“退地”后未来是否有风险?对此目前尚难有答案。一个较为接近的案例是,就在目前正在试点“退地”的礼让镇川西村9组,2002年承接三峡移民时,部分农民自愿将自己的田地退给三峡移民,退出者每人仅补偿3000元,当年,该组有15人退出,10多年过去了,15人中无人反悔、闹事,“退得出、能利用、稳得住”,尚未显示出任何“后遗症”。

对于农民而言,土地是否不可或缺?2001年,川西村9组完成距今最近的一次土地调整。后来,村里有三四十人——比如嫁来的女子、新生的孩子——没有获得土地,并未因此而无法生存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 来源:中国青年报 ( 2016年09月27日 05 版)